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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使成功具有“必要性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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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能否成功,首先取决于自己的决心。

 

衡量决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自己:究竟是“想成功”,还是“一定要成功”?“想”与“要”仅一字之差,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。世界上大多数渴望成功的人,就是因为这一字之差、而没有成功。“想”,是随意的、想当然的,盲目的和非现实的。它至多只是一种向往或一种侥幸心理。“想”成功者,其目标要么游移不定,要么好高骛远,不着边际,因而很难整合现有资源,很难有计划、有方法;要么迟迟不动,要么行动不坚决、不彻底、不持久,一遇挫折,立即为自己找个“本来就是想想而已”的借口,下台了事。而“要”则全然不同,它是明确的,有目的和现实的。“要”才会检讨自己,改变自己,创造条件,适应环境要求。“一定要”,才能获得深刻的驱动力,而不顾任何艰难险阻,义无反顾,锲而不舍,持之以恒。虽说成功的欲望与生俱来,但无情的现实已把它打入潜意识深处的“冷宫”。

 

人们对成功茫然了,麻木了。牛顿第一定理说,物体具有保持原来运动状态的性质,即惯性;人也是一样,具有安于现状的倾向,即惰性。要重新唤醒成功的欲望,从潜意识上升到显意识,就得下“一定要成功”的决心。“一定要”不会凭空而起,决心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下。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因此,必须为成功找一个理由。这个理由越充分越刻骨铭心,成功的决心就越大,意志就更坚强。成功才有必要性,付出才可能持久。但是,这个理由不可凭空捏造。

 

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,为争取民族的自由、平等,与种族主义坚决斗争。坐牢27年,斗争一刻没有停止过。最后他成功了,成了南非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,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。他说之所以为民族自由和平等挺身而出,“并不是受到神谕或一时的灵感和心血来潮,而是因一千次的眼泪、一千次的屈辱、一千次的绝望和痛苦!”

 

人的思想意识,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。

如何使成功具有“必要性”

伟大的孙中山和伟大的鲁迅,最初都是学医的。他们本来基于一个相同的理由,想在医术上成功;但后来,又都找到了另一个“成功的理由”,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一个成了民主革命的先驱,民国大总统;另一个成了世界闻名的大文豪。否则,他们最多只能成为好医生。1885年,昏庸腐败的清政府签定了投降卖国的《中法条约》。这个屈辱的事件,激发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情感。他决心学医,掌握治病的本领,以保障国民的健康,从而使国家强盛起来。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,孙中山很快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医生。在从医期间,孙中山广泛接触社会,谈论国家大事,讨论中国的前途,逐渐感到中国社会的“病”比人们身体的病更为可怕,更为重要,进而得出了“医国”比“医人”更紧迫、更重要的结论。于是,开始秘密建立革命团体,从此走上了艰险的民主革命之路。“振兴中华”就是孙中山于1905年7月在日本的一次即席讲演上首先提出的。

 

鲁迅学医的初衷与孙中山很相似。18岁那年,他到南京求学,后又留学日本学医。鲁迅为什么要学医呢?他认为,中国之所以遭受世界列强的欺凌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中国人的体格太弱。“东亚病夫”真是奇耻大辱。同时,中国的医学也太落后了,鲁迅的父亲就是因庸医所误而过早的离开人世。鲁迅想学好医学,平时解除人民的病痛,增进大众的健康,战时则上前线做军医,为反侵略贡献自己的力量。然而,在日本仙台学医的第二年,一次看教学电影后加映的时事短片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当时正是日俄战争期间,一个中国人被俄国人收买,充当奸细,被日本兵抓获,于是要将他砍头示众。许多东北同胞围观。“好啊!”当刽子手举起屠刀时,教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。银幕上和银幕下的这一幕,使鲁迅受到很大的刺激。那个被砍头的同胞,身体不是也很强壮吗?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们的领土上你争我夺,他们都是侵略者,都是我们的敌人。而他却去做一方的奸细,为虎作伥,亲痛仇快。活得糊涂,死得也糊涂,说明他缺乏起码的觉悟。而那些围观者,把屠杀同胞当热闹看,他们的精神状态麻木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!经过痛苦的思考,鲁迅得出结论:身体健壮,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,提高大众觉悟,才是当务之急。学医不能救国。学医只能医治人的身体,却不能解救人的精神。人们的身体,即使健壮了,但不知道爱国,不知道反抗压迫,又有什么用呢?!要唤醒民众,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文艺作品来感染他们,教育他们。于是,鲁迅中途退学,弃医从文,从此开始了他伟大的文化事业,终于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,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。孙中山和鲁迅“一定要”成功的理由是如此充分、强烈,不啻于国恨家仇。“榜样”往往也是促使人们发生改变走向成功的好理由。

 

东汉初年,出了一位打通西域的英雄,他就是班超。班超从小因家境贫寒,学习异常刻苦,青年时,靠给官家和私人抄写文书、书籍供养老母,勉强度日。有一天,他叹着气说:“大丈夫应当效法傅介子、张骞到边远地方建功立业,岂可一生死守笔墨砚台讨生计!”于是他毅然“投笔从戎”(典故由此而来),去当了一名低级军官。后来,班超带兵镇守西域31年,多次平定匈奴叛乱,同50余国建立了关系,成为功勋彪炳的一代名将。

 

与他们比起来,我国现代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成功理由,也就是下决心的契机,要平常得多,只不过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都可遇到的一番“批评教诲”。苏步青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,父亲要拼命干活才能供他读书。他先在乡下念私塾三年,后又到离家一百里的县城小学读书。那时的苏步青很贪玩,功课不好,一连三个学期都是班里的倒数第一。父亲想方设法,又给他转了一所学校。那个老师对学生很关心,见他读书不用功,就批评劝导他说:“你能在这里念书,是父母流血流汗、省吃俭用换来的,你这样不用功学习,如何对得起父母呢?”这一席话对苏步青震动很大,他第一次感到自己错了。于是,他痛下决心,要好好读书。经过一年的努力,他的各科成绩一跃成为全班第一名。后来,他把数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。中学毕业后,到日本留学,获博士学位,终成一代数学大家。下定决心做一个成功的人–为自己也找一个成功的理由吧!

一个人能否成功,首先取决于自己的决心。

 

衡量决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自己:究竟是“想成功”,还是“一定要成功”?“想”与“要”仅一字之差,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。世界上大多数渴望成功的人,就是因为这一字之差、而没有成功。“想”,是随意的、想当然的,盲目的和非现实的。它至多只是一种向往或一种侥幸心理。“想”成功者,其目标要么游移不定,要么好高骛远,不着边际,因而很难整合现有资源,很难有计划、有方法;要么迟迟不动,要么行动不坚决、不彻底、不持久,一遇挫折,立即为自己找个“本来就是想想而已”的借口,下台了事。而“要”则全然不同,它是明确的,有目的和现实的。“要”才会检讨自己,改变自己,创造条件,适应环境要求。“一定要”,才能获得深刻的驱动力,而不顾任何艰难险阻,义无反顾,锲而不舍,持之以恒。虽说成功的欲望与生俱来,但无情的现实已把它打入潜意识深处的“冷宫”。

 

人们对成功茫然了,麻木了。牛顿第一定理说,物体具有保持原来运动状态的性质,即惯性;人也是一样,具有安于现状的倾向,即惰性。要重新唤醒成功的欲望,从潜意识上升到显意识,就得下“一定要成功”的决心。“一定要”不会凭空而起,决心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下。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因此,必须为成功找一个理由。这个理由越充分越刻骨铭心,成功的决心就越大,意志就更坚强。成功才有必要性,付出才可能持久。但是,这个理由不可凭空捏造。

 

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,为争取民族的自由、平等,与种族主义坚决斗争。坐牢27年,斗争一刻没有停止过。最后他成功了,成了南非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,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。他说之所以为民族自由和平等挺身而出,“并不是受到神谕或一时的灵感和心血来潮,而是因一千次的眼泪、一千次的屈辱、一千次的绝望和痛苦!”

 

人的思想意识,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。

如何使成功具有“必要性”

伟大的孙中山和伟大的鲁迅,最初都是学医的。他们本来基于一个相同的理由,想在医术上成功;但后来,又都找到了另一个“成功的理由”,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一个成了民主革命的先驱,民国大总统;另一个成了世界闻名的大文豪。否则,他们最多只能成为好医生。1885年,昏庸腐败的清政府签定了投降卖国的《中法条约》。这个屈辱的事件,激发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情感。他决心学医,掌握治病的本领,以保障国民的健康,从而使国家强盛起来。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,孙中山很快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医生。在从医期间,孙中山广泛接触社会,谈论国家大事,讨论中国的前途,逐渐感到中国社会的“病”比人们身体的病更为可怕,更为重要,进而得出了“医国”比“医人”更紧迫、更重要的结论。于是,开始秘密建立革命团体,从此走上了艰险的民主革命之路。“振兴中华”就是孙中山于1905年7月在日本的一次即席讲演上首先提出的。

 

鲁迅学医的初衷与孙中山很相似。18岁那年,他到南京求学,后又留学日本学医。鲁迅为什么要学医呢?他认为,中国之所以遭受世界列强的欺凌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中国人的体格太弱。“东亚病夫”真是奇耻大辱。同时,中国的医学也太落后了,鲁迅的父亲就是因庸医所误而过早的离开人世。鲁迅想学好医学,平时解除人民的病痛,增进大众的健康,战时则上前线做军医,为反侵略贡献自己的力量。然而,在日本仙台学医的第二年,一次看教学电影后加映的时事短片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当时正是日俄战争期间,一个中国人被俄国人收买,充当奸细,被日本兵抓获,于是要将他砍头示众。许多东北同胞围观。“好啊!”当刽子手举起屠刀时,教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。银幕上和银幕下的这一幕,使鲁迅受到很大的刺激。那个被砍头的同胞,身体不是也很强壮吗?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们的领土上你争我夺,他们都是侵略者,都是我们的敌人。而他却去做一方的奸细,为虎作伥,亲痛仇快。活得糊涂,死得也糊涂,说明他缺乏起码的觉悟。而那些围观者,把屠杀同胞当热闹看,他们的精神状态麻木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!经过痛苦的思考,鲁迅得出结论:身体健壮,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,提高大众觉悟,才是当务之急。学医不能救国。学医只能医治人的身体,却不能解救人的精神。人们的身体,即使健壮了,但不知道爱国,不知道反抗压迫,又有什么用呢?!要唤醒民众,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文艺作品来感染他们,教育他们。于是,鲁迅中途退学,弃医从文,从此开始了他伟大的文化事业,终于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,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。孙中山和鲁迅“一定要”成功的理由是如此充分、强烈,不啻于国恨家仇。“榜样”往往也是促使人们发生改变走向成功的好理由。

 

东汉初年,出了一位打通西域的英雄,他就是班超。班超从小因家境贫寒,学习异常刻苦,青年时,靠给官家和私人抄写文书、书籍供养老母,勉强度日。有一天,他叹着气说:“大丈夫应当效法傅介子、张骞到边远地方建功立业,岂可一生死守笔墨砚台讨生计!”于是他毅然“投笔从戎”(典故由此而来),去当了一名低级军官。后来,班超带兵镇守西域31年,多次平定匈奴叛乱,同50余国建立了关系,成为功勋彪炳的一代名将。

 

与他们比起来,我国现代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成功理由,也就是下决心的契机,要平常得多,只不过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都可遇到的一番“批评教诲”。苏步青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,父亲要拼命干活才能供他读书。他先在乡下念私塾三年,后又到离家一百里的县城小学读书。那时的苏步青很贪玩,功课不好,一连三个学期都是班里的倒数第一。父亲想方设法,又给他转了一所学校。那个老师对学生很关心,见他读书不用功,就批评劝导他说:“你能在这里念书,是父母流血流汗、省吃俭用换来的,你这样不用功学习,如何对得起父母呢?”这一席话对苏步青震动很大,他第一次感到自己错了。于是,他痛下决心,要好好读书。经过一年的努力,他的各科成绩一跃成为全班第一名。后来,他把数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。中学毕业后,到日本留学,获博士学位,终成一代数学大家。下定决心做一个成功的人–为自己也找一个成功的理由吧!

一个人能否成功,首先取决于自己的决心。

 

衡量决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自己:究竟是“想成功”,还是“一定要成功”?“想”与“要”仅一字之差,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。世界上大多数渴望成功的人,就是因为这一字之差、而没有成功。“想”,是随意的、想当然的,盲目的和非现实的。它至多只是一种向往或一种侥幸心理。“想”成功者,其目标要么游移不定,要么好高骛远,不着边际,因而很难整合现有资源,很难有计划、有方法;要么迟迟不动,要么行动不坚决、不彻底、不持久,一遇挫折,立即为自己找个“本来就是想想而已”的借口,下台了事。而“要”则全然不同,它是明确的,有目的和现实的。“要”才会检讨自己,改变自己,创造条件,适应环境要求。“一定要”,才能获得深刻的驱动力,而不顾任何艰难险阻,义无反顾,锲而不舍,持之以恒。虽说成功的欲望与生俱来,但无情的现实已把它打入潜意识深处的“冷宫”。

 

人们对成功茫然了,麻木了。牛顿第一定理说,物体具有保持原来运动状态的性质,即惯性;人也是一样,具有安于现状的倾向,即惰性。要重新唤醒成功的欲望,从潜意识上升到显意识,就得下“一定要成功”的决心。“一定要”不会凭空而起,决心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下。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因此,必须为成功找一个理由。这个理由越充分越刻骨铭心,成功的决心就越大,意志就更坚强。成功才有必要性,付出才可能持久。但是,这个理由不可凭空捏造。

 

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,为争取民族的自由、平等,与种族主义坚决斗争。坐牢27年,斗争一刻没有停止过。最后他成功了,成了南非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,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。他说之所以为民族自由和平等挺身而出,“并不是受到神谕或一时的灵感和心血来潮,而是因一千次的眼泪、一千次的屈辱、一千次的绝望和痛苦!”

 

人的思想意识,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。

 

伟大的孙中山和伟大的鲁迅,最初都是学医的。他们本来基于一个相同的理由,想在医术上成功;但后来,又都找到了另一个“成功的理由”,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一个成了民主革命的先驱,民国大总统;另一个成了世界闻名的大文豪。否则,他们最多只能成为好医生。1885年,昏庸腐败的清政府签定了投降卖国的《中法条约》。这个屈辱的事件,激发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情感。他决心学医,掌握治病的本领,以保障国民的健康,从而使国家强盛起来。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,孙中山很快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医生。在从医期间,孙中山广泛接触社会,谈论国家大事,讨论中国的前途,逐渐感到中国社会的“病”比人们身体的病更为可怕,更为重要,进而得出了“医国”比“医人”更紧迫、更重要的结论。于是,开始秘密建立革命团体,从此走上了艰险的民主革命之路。“振兴中华”就是孙中山于1905年7月在日本的一次即席讲演上首先提出的。

 

鲁迅学医的初衷与孙中山很相似。18岁那年,他到南京求学,后又留学日本学医。鲁迅为什么要学医呢?他认为,中国之所以遭受世界列强的欺凌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中国人的体格太弱。“东亚病夫”真是奇耻大辱。同时,中国的医学也太落后了,鲁迅的父亲就是因庸医所误而过早的离开人世。鲁迅想学好医学,平时解除人民的病痛,增进大众的健康,战时则上前线做军医,为反侵略贡献自己的力量。然而,在日本仙台学医的第二年,一次看教学电影后加映的时事短片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当时正是日俄战争期间,一个中国人被俄国人收买,充当奸细,被日本兵抓获,于是要将他砍头示众。许多东北同胞围观。“好啊!”当刽子手举起屠刀时,教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。银幕上和银幕下的这一幕,使鲁迅受到很大的刺激。那个被砍头的同胞,身体不是也很强壮吗?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们的领土上你争我夺,他们都是侵略者,都是我们的敌人。而他却去做一方的奸细,为虎作伥,亲痛仇快。活得糊涂,死得也糊涂,说明他缺乏起码的觉悟。而那些围观者,把屠杀同胞当热闹看,他们的精神状态麻木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!经过痛苦的思考,鲁迅得出结论:身体健壮,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,提高大众觉悟,才是当务之急。学医不能救国。学医只能医治人的身体,却不能解救人的精神。人们的身体,即使健壮了,但不知道爱国,不知道反抗压迫,又有什么用呢?!要唤醒民众,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文艺作品来感染他们,教育他们。于是,鲁迅中途退学,弃医从文,从此开始了他伟大的文化事业,终于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,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。孙中山和鲁迅“一定要”成功的理由是如此充分、强烈,不啻于国恨家仇。“榜样”往往也是促使人们发生改变走向成功的好理由。

 

东汉初年,出了一位打通西域的英雄,他就是班超。班超从小因家境贫寒,学习异常刻苦,青年时,靠给官家和私人抄写文书、书籍供养老母,勉强度日。有一天,他叹着气说:“大丈夫应当效法傅介子、张骞到边远地方建功立业,岂可一生死守笔墨砚台讨生计!”于是他毅然“投笔从戎”(典故由此而来),去当了一名低级军官。后来,班超带兵镇守西域31年,多次平定匈奴叛乱,同50余国建立了关系,成为功勋彪炳的一代名将。

 

与他们比起来,我国现代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成功理由,也就是下决心的契机,要平常得多,只不过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都可遇到的一番“批评教诲”。苏步青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,父亲要拼命干活才能供他读书。他先在乡下念私塾三年,后又到离家一百里的县城小学读书。那时的苏步青很贪玩,功课不好,一连三个学期都是班里的倒数第一。父亲想方设法,又给他转了一所学校。那个老师对学生很关心,见他读书不用功,就批评劝导他说:“你能在这里念书,是父母流血流汗、省吃俭用换来的,你这样不用功学习,如何对得起父母呢?”这一席话对苏步青震动很大,他第一次感到自己错了。于是,他痛下决心,要好好读书。经过一年的努力,他的各科成绩一跃成为全班第一名。后来,他把数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。中学毕业后,到日本留学,获博士学位,终成一代数学大家。下定决心做一个成功的人–为自己也找一个成功的理由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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